GBD研究 | 世界人口可能在本世纪中叶后减少，全球人口和经济实力将发生重大转变
《柳叶刀》（The Lancet）7月14日发表一项最新分析，预测了涵盖全球195个国家的全球、地区和国家层面的人口数量、死亡率、生育率和人口迁移情况。研究显示，世界人口预计在2064年达到顶峰，约为97亿，到本世纪末将降至88亿，其中23个国家的人口预计缩减50%以上，对全球经济有一定影响。作者提示，在应对人口减少时一定不能损害人类在争取女性自由和生育权利方面的进展。同时，本刊编辑还采访了该研究的作者，讨论了这一人口预测模型是如何建立的，以及本研究预测的结果有何重要的影响。
数据概览
世界人口可能在本世纪中叶后减少，预测全球人口和经济实力将发生重大转变——《柳叶刀》（The Lancet）发表一项最新分析，预测了涵盖全球195个国家的全球、地区和国家层面的人口数量、死亡率、生育率和人口迁移情况。
到2024年，中国人口预计将达到峰值，约为14.3亿，高于2017年的14.1亿，随后到2100年下降49%，降至7.32亿左右，成为世界第三人口大国。这一人口转变将对经济和财政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即每位女性一生中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预计将从2017年的1.53稍降至2030年前后的1.42，此后缓慢上升，预计到2100年升至1.47；远低于在没有外来移民的情况下维持人口数量所需的最低出生率（2.1）。
预计中国将在2035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排名最高的国家，但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预计会大幅下降，从2017年的9.5亿左右降至2100年的3.57亿，这有可能限制经济增长，美国可能在2098年前重回GDP排名榜首（图8）。
在2017年或2100年人口最多的10个国家中，预计在2100年拥有最高预期寿命的国家是中国，为84.2岁，高于2017年的77.2岁（附录2，第3部分）。预测中国将在2100年成为全球净移民人口数量第三的国家，2100年移民至中国的人数估计比移居国外的多33万人（附录2，第4部分）。
到2100年，如果没有自由的移民政策，预计在195个国家中会有183个国家的生育率不足以维持目前的人口。
世界人口预计在2064年达到顶峰，约为97亿，到本世纪末将降至88亿，其中23个国家的人口预计缩减50%以上，包括日本、泰国、意大利和西班牙。
预测印度和中国等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大幅减少，这将影响经济增长并可能导致全球强国地位的变化。
即使生育率下降，自由的移民政策也可能有助于维持人口规模和经济增长。
作者提示，在应对人口减少时一定不能损害人类在争取女性自由和生育权利方面的进展。
该模型研究使用来自2017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数据，预测未来全球、地区和国家层面的人口数量。基于全新的死亡率、生育率和人口迁移情况预测方法，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健康指标和评估研究所（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 IHME）的研究人员估计，到2100年，在195个国家中有183个的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TFR）将低于平均每名女性生育2.1个孩子的生育更替水平。总和生育率是每名女性在一生中生育子女的平均数量。这意味着，除非外来移民可以弥补生育率的不足，否则这些国家的人口将会减少。
与联合国人口司的“全球持续增长”（continuing global growth）预测[1] 不同，该研究发布的全新人口预测凸显了：劳动力的不断缩减给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巨大挑战、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带来的沉重负担，以及世界人口转变对全球强国地位造成的影响。
本研究还预测了全球年龄结构的巨大变化。预计到2100年，全球65岁以上的人口数量为23.7亿，而20岁以下的人口数量为17亿，这强调了在劳动年龄人口显著减少的国家中实行自由移民政策的必要性。
IHME主任Dr. Christopher Murray领导了本项研究，他表示：“在本世纪，全球人口的持续增长不再是世界人口最有可能的发展轨迹。本研究为各国政府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各国重新思考其有关移民、劳动力和经济发展的政策，以应对人口变化带来的挑战。”[2]
该论文的第一作者、来自IHME的Stein Emil Vollset教授继续说：“我们的预测对社会、经济和地缘政治力量具有巨大影响。特别是，本研究发现，仅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就会降低GDP增长率，这可能导致到本世纪末全球经济实力发生重大变化。在许多国家，采取措施应对人口减少可能会成为首要的政策关切，但这些举措决不能损害为增进女性生殖健康或维护女性权利进步而付出的努力。”
《柳叶刀》（THE LANCET）总编Dr Richard Horton补充说：“这项重要的研究绘制了一个我们亟需规划的未来蓝图。它为地缘政治力量的根本性转变提供了一个预测，挑战了有关移民的迷思，强调了保护和加强女性的性权利和生育权利的重要性。21世纪将见证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革命。非洲和阿拉伯世界将对我们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而欧洲和亚洲的影响力将减弱。到本世纪末，世界将是多极化的，印度、尼日利亚、中国和美国会成为主导力量。这将是一个真正的新世界，一个我们今天就应该为其做好准备的新世界。” [2]
全球生育率加速下降
预计全球总和生育率将稳步下降，从2017年的2.37降至2100年的1.66，远低于维持人口数量（replacement level 生育更替水平， 编者注：评估一个区域人口自然更替率的重要指标）所需的最低比率（2.1），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总和生育率将降至1.2左右，波兰则低至1.17。
在总和生育率低于生育更替水平的国家，即使是非常微小的总和生育率变化都将导致巨大的人口规模差异——总和生育率每升高0.1（即平均每位女性生育的子女数量增加0.1个），2100年地球上就会增加约5亿人口。
预计生育率下降主要出现在高生育率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这些国家的生育率预计将首次降至更替水平以下——从2017年平均每位女性生育4.6个孩子，降至2100年的1.7个。2017年，尼日尔的生育率为世界最高，平均每位女性生育7个孩子，而预计到2100年其总和生育率将降至1.8左右。
然而，随着死亡率的下降，且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育龄期，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口预计将在本世纪增加两倍，从2017年的10.3亿增至2100年的30.7亿。北非和中东预计成为2100年人口（9.78亿）比2017年（6亿）增加的唯一地区。
亚洲、中欧和东欧的许多国家将出现人口迅速减少。预计23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将减少一半以上，包括日本（人口将从2017年的约1.28亿降至2100年的6000万）、泰国（7100万降至3500万）、西班牙（4600万降至2300万）、意大利（6100万降至3100万）、葡萄牙（1100万降至500万）和韩国（5300万降至2700万）。预计还有34个国家的人口会下降25%至50%，其中包括中国（从2017年的14亿降至2100年的7.32亿；见论文原文中的数据表格）。
全球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巨大变化——80岁以上人口与5岁以下人口的比例为2比1
随着全球生育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增加，5岁以下儿童的数量预计下降41%，从2017年的6.81亿降至2100年的4.01亿；而80岁以上的人口数量预计增长六倍，从1.41亿增至8.66亿。类似地，在人口数量减少超过25%的国家中，全球80岁以上人口与15岁及以下人口的比例预计将从2017年的0.16升至2100年的1.50。
此外，2017年全球非劳动成年人口与劳动人口的比例约为0.8，但如果参与劳动的人口性别和年龄比例不变，预计到2100年该比率将升至1.16。
Vollset说：“虽然人口数量的下降对于减少碳排放和减轻粮食系统压力可能是一个好消息，但随着老年人数量的增加和年轻人数量的减少，社会需要基于更少的劳动人口和纳税人数艰难地发展，经济挑战也会随之而来，各国为老年人提供社会保障和医疗服务所需资金的财富创造能力也会减弱。” [2]
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可能会导致经济规模发生重大转变
该研究还分析了2017年所有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对经济产生的影响。虽然中国将在2035年取代美国成为GDP最高的国家，但从2050年起，其人口数量的快速下降将会限制经济增长。因此，如果移民继续维持美国劳动力，美国有望在2098年重回GDP榜首（图9）。
尽管印度的劳动年龄人口预计将从2017年的7.62亿降至2100年的5.78亿左右，但其有望成为亚洲地区在本世纪内能够维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少数主要力量之一（如果有国家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话）。预计中国的劳动人口数量将从2017年的9.5亿降至2100年的3.57亿，所以估计到2020年代中期，印度的劳动人口将超过中国，其GDP排名将从第7位提升至第3位（图8）。 随着人口的增长，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很可能会成为地缘政治舞台上一个日益强大的大陆。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10个国家中，预计尼日利亚将是唯一一个见证其劳动年龄人口在本世纪内增长的国家——其数量将从2017年的8600万增至2100年的4.58亿，为其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支持，有助于其全球 GDP排名从2017年的第23位上升至2100年的第9位（图8）。
预计在世纪之交时，英国、德国和法国将在全球GDP排名中保持前十的位置，而意大利和西班牙由于受到较大幅度人口减少的影响，其排名将会下降，前者将从2017年的第9位降至2100年的第25位，后者将从第13位降至第28位（图9）。
自由移民政策可能有助于维持人口规模和经济增长
研究还表明，人口减少可能会被外来移民所抵消，即使面对着生育率的下降，推行自由移民政策的国家也能够更好地维持人口规模并支持经济增长。
该模型预测，某些生育率低于生育更替水平的国家，例如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可能会通过净移民维持其劳动年龄人口（见附录2，第4部分）。尽管作者指出，这些未来趋势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对于生育率低于生育更替水平的高收入国家来说，维持当前人口水平、经济增长和地缘政治安全的最佳解决方案是开放的移民政策和支持家庭生育他们希望拥有的子女数量的社会政策，”Murray表示，“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现实是，为应对人口减少，某些国家可能会考虑采取限制生殖健康服务可及性的政策，这可能造成毁灭性后果。至关重要的是，女性的自由与权利应当置于各国政府发展议程的首要地位。” [2]
作者指出了该研究一些重要的局限性，例如，虽然该研究使用了现有可获得的最佳数据，但这些预测受限于既往数据的质与量。他们还指出，过去的趋势并不一定可以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而且模型中未包括的一些因素可能会改变生育率、死亡率或人口迁移的趋势。例如，COVID-19大流行影响了全球地方和国家层面的医疗卫生系统，造成了超过50万人死亡。然而，作者也表示，大流行造成的额外死亡不太可能显著改变全球人口的长期预测趋势。
柳叶刀移民委员会（Lancet Migration Commission）主席、来自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Ibrahim Abubakar教授（未参与此研究）[3]在相关评论中写道：“移民可能是劳动年龄人口预期短缺的潜在解决方案。尽管人口学家会继续争论人口迁移作为总和生育率降低补救措施的长期影响，但要使其成功，我们需要彻底地重新思考全球政治。更广的多边主义和新的全球领导体系应同时惠及移民输出国和输入国，并保障个人权利。各国需要在我们迄今为止无法实现的水平上进行合作，为移民输出国中过剩技能型人力资本的发展提供战略和资金支持。促使全球移民政策的公平性改变，需要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共同发声。国家经济规模的预期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力量变化，可能会迫使人们进行这些讨论。”
他补充说：“最终，如果Murray及其同事的预测甚至只有50%的准确性，移民也将成为所有国家必须实行的措施，而不是一种选择。移民对健康和经济的积极影响是众所周知的。我们面临的是，选择通过允许有计划的人口流动来改善健康并促进经济发展，还是选择最终形成一个由外来劳动力组成的底层阶级和不稳定的社会。人类世（Anthropocene）带来了许多挑战，如气候变化和范围更广的全球移民。劳动年龄人口的分布将对人类的兴衰发展至关重要。”END
NOTES TO EDITORS
The study was in part funded by the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It was conducted by researchers at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USA.
[1] The latest (2019) UN Population Division report estimates that world population is likely to reach 10.88 billion by 2100 (https://population.un.org/wpp/Publications/Files/WPP2019_Volume-I_Comprehensive-Tables.pd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ew GBD projections and UN Population Division forecasts can largely be explained by the unprecedented pace of fertility decline predicted in sub-Saharan Africa (resulting in 702 million fewer people by 2100 than UN Population Division forecasts), and sustained declines in fertility lower than the population replacement level (2.1 births per woman) in many countries—resulting in estimates of 584 million fewer people in south Asia and 447 million less in southeast Asia, east Asia, and Oceania by the century’s end than UN Population Division forecasts.
Population forecasts from UN Population Division use just past time trends as the determinant of future trajectories for fertility and mortality. Such an approach does not allow for alternative scenarios linked to policies or other drivers of fertility and mortality. In the new study by IHME, researchers developed a statistical modelling strategy that use past and forecasted trends in drivers of fertility (education and met need for modern contraceptives), mortality (sociodemographic variables and more than 70 risk factors for disease) and migration (sociodemographic variables, deaths due to conflict and natural disasters,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irth and death rates). Also, their model incorporates uncertainty about migration and accounts for women delaying childbirth as they become more educated. They used the model to develop a reference scenario and four alternative scenarios to show the demographic implications of policies which impact the scale-up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access to reproductive health services, including a scenario in which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on universal access to secondary education and contraception by 2030 are met (figure 2). They also assessed potential economic and geopolitical effects of demographic change this century.
[2] Quotes direct from authors and cannot be found in the text of the Article.
[3] Lancet Migration is a global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Lancet and researchers, implementers, and others in the field of migration and health that aims to address evidence gaps and drive policy change building on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UCL-Lancet Commission on Migration and Health published in December 2018. www.migrationandhealt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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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翻译仅供参考，内容以新闻稿英文原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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